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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山县委旧址——平岗圩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战以来台山人民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共台山党组织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1941年1月，台山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逆流的袭击，3月3日和9月20日，台山两次遭受日寇的侵犯，广海、斗山、台城、公益、新昌、荻海等圩镇相继失陷，台山人民遭受日军残酷蹂躏。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失陷，侨汇中断，人民生活更加痛苦。1942年5月，因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粤北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及廖承志等人先后被捕。广东形势更加恶化，白色恐怖笼罩着台山。接踵而来的是1943年的瘟疫流行和旱灾大饥荒，台山人民生活更加悲惨。在这样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共台山党组织既肩负着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共逆流的重担，又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共渡难关，任务十分艰巨。这对于台山党组织来说，确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个严峻时刻，原中共恩平县委书记郑锦波于1941年2月调入台山，任县委书记，与原组织部长李宜振、宣传部长许鸿羡组成新的县委。原县委书记余景林转移到东江游击区。6、7月间，原高明县委书记黄文康、县委委员林玩调来台山参加县委，黄文康任县委常委，林玩任妇女部长。县委机关设在附城平岗圩。6月至8月，中共南方局连续发出指示：除沦陷区党组织继续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不是解散党组织），割断与暴露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已暴露的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干部应找社会职业做掩护，进行“勤职、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继续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在调整机关和安排党员干部撤退的同时，台山县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县内安排各级干部和党员就业进行隐蔽。县委书记郑锦波和妇女部长林玩在附城平岗圩开设“利源号”小杂货店，郑锦波当老板，林玩协助管理店务；县委常委黄文康在大同市开设“新联”故衣店；广海党组织负责人余经纬和党员梅华欣在海口埠开设“大来”故衣店，区委委员陈达时和党员陈侠彬在山背黄蜞塘开设“永丰隆”杂货店；浮石党员赵元璋、赵式健、李强在斗山开设“恒隆”故衣店。与此同时，县委还团结了一批上层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如朱伯濂、陈觉生、李仁轩等，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安排部分党员到学校当校长或教职员。县委通过利用黄炽云当台中校长和大同日报社社长的权力，先后安排党员干部何文、黄元湛、伍伯坚和县委委员吴枫以及余干民在大同日报社当职员、编辑或记者；先后安排许秀琼（即肖敏）、余玲在台中当图书管理员。1942年11月，原恩平县委宣传部长郑铮（即郑樵秀）因暴露调入台山，参加县委。

　　在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实行干部职业化的同时，中共台山县委还根据上级党组织so米直播“对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打入之”的指示。派出一些党员干部打入国民党的各种机构，开展内线斗争。当时女师党小组只有三个党员，力量单薄，缺乏群众基础，整个学校都被右派势力所控制。因此，县委批准朱美匀、邝鸣以集体参加的方式，加入该校三青团组织，暂时隐蔽下来，派黄崇昌到县府教育局当科员，从中团结一批国民党机关的高级职员和学校校长、教员，掌握国民党很多内部情报，派余质夫和余和俊分别打入联安乡和三思乡（后改为敦思乡）当乡长，还有南坑黄荣第、山背陈志远、南村关武朋、浮石赵仕枋、赵式健等当上了保长。邝炳衡当上岭背乡联保主任，陈达时当上山背自治会副主席，直接掌握了所在乡的民团武装。1942年初，浮石党支部趁着改选乡长的机会，派支部书记赵育欣和党员赵启良打入乡公所当议员，在成立“保长联合办事处”时，又推荐建党对象赵兆聪当财政员。这些党员干部利用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团结群众，巩固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少数党员还利用当伪职的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支持了下层的工作。

　　1943年5月，中共中区特委委员兼台山县委书记郑锦波调回特委工作，黄文康接任县委书记。7月至10月间，县委委员吴枫、郑铮也先后调离台山。10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停止党组织的活动，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黄文康任特派员。

　　在党组织停止活动期间，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保证上下级之间的正常联系和特委、县委机关的安全，台山县委在新昌永富路光华行杂货批发店、新昌小学和荻海华丰米店、大生金铺等处设立了交通站。此外，荻海附近的荣华里，曾在不同时期成为掩护特委和县委的重要交通站。使党组织在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仍在进行，台山党组织同上下级党组织之间仍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稳定了台山的政治局面，保存了台山党组织重建以来所积聚的革命力最，为抗战后期全面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转自：“台山发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