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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田会旧址——三合山潮村

　　在八年抗战的悠长岁月中，台山侨乡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日军的蹂躏，过着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悲惨生活，加上侨汇中断，瘟疫流行，连年旱灾，更加苦不堪言。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还与地方封建势力、地主和奸商串通勾结起来，趁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还有些奸商趁火打劫，利用其商号吞没侨汇；地主乘机起租夺佃，政府横征暴敛，鱼肉乡民，致使富庶的侨乡变成了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穷困饥馑之乡。许多人因无米下锅，只好上山挖树根摘野菜来充饥，出现了饿殍遍野，无人收殓的悲惨景象。仅大灾荒的1943年，台山饿死的、逃荒的就有二十多万人。这是台山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为了克服由于天灾人祸而造成大饥荒的困难，中共台山县委提出“要坚持革命，保存力量，积极组织生产自救，以求生存的号召，动员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共产党员和侨眷，发扬互助互济精神，给贫苦群众借钱借粮度荒，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搞好农副业生产。县委书记郑锦波在《大同日报》副刊发表《米？》的文章，揭露奸商囤积居奇的罪行，提出要为人民的生存而斗争。在县委的号召下，县委每个成员带头实行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生活上勤劳俭朴，节衣缩食，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由于县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争取了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很多原来没有职业的党员干部基本上得到了就业，当上了老板、店员、职员或教员，县委派伍正和赵育欣分别到西江地区和广西筹集活动经费。农村的党员则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广海区委书记兼联安党支部书记余经纬发动山潮贫苦农民建立了“耕田会”，集体开荒种植，并租种三十多亩地，种上水稻、蕃薯、甘蔗、花生等作物，开办糖厂和榨油厂，把收获的稻谷和经济作物，一部分用来解决农民当前的生活，一部分用来购买枪械，武装禾耕队。田稠小学校长、共产党员阮克鲁、巢健夫妇，租了浮石公偿一亩多田耕种，收获的粮食，除交租外，可以辅助一家四口和到这里开会的同志的生活。他们夫妇还利用节假日制作一些儿童玩具拿到市场出卖，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1942年冬，阮克鲁在学校门前种了一亩冬薯示范田，带动群众改革施肥办法，使群众的冬薯获得丰收，度过春荒。

　　县委把山潮和田稠的生产度荒经验及时推广，带动一些地方的农民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自救热潮。附城南坑、鹿坑、冲蒌官窦和都斛莘村、横岗山的党组织，帮助农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互助组、互耕队、粉笔厂，发展经济，克服困难。

　　古兜山原是荒无人烟，抗战初期，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台山东南区党组织布置官窦共产党员伍仁之在山上盖起一所茅舍，建立了一个茂俊田厂，带领一些党员和群众在那里扎寨垦荒种地。1941年，这个田厂曾一度被国民党李德、李和部队捣毁。到1942年，台山党组织通知伍仁之、伍庭爵等重新组织力量，把田厂复办起来。这个田厂，后来越办越好，不仅帮助了部分群众度过了饥荒难关，在抗战后期，还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临时宿营地和生活补给地。

　　1942年至1943年间，西村乡党支部响应县委生产自救的号召，领导该乡自卫大队第四中队，白手兴家，自筹经费，到数十里外的开平白石塘附近办了一个“四中农场”，开垦了一百多亩旱地，并租种四十亩水田，一百亩旱田，十亩鱼塘，是当时台山由党组织领导下开办起来的最大的一个农场。由于干部群众齐心合力，农场连年获得丰收。党支部把收获的农产品，部分贮备帮助农民度荒，部分出卖得款购买枪支弹药和清还农场借款。县委领导成员除了组织和带领部分地区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外，还以身作则，开荒生产。1943年春，原以故衣客身份出现的台山特派员黄文康，住在温泉附近的李坑美村，以故衣滞销为由，与妻子陆田（共产党员）租了几分旱地，点上旱禾，种上薯芋瓜菜，解决了暂时的困难，也带动了一些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

　　在贯彻生产自救的同时，一些地方党组织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还领导农民同强占、霸耕的地主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荻海三围乡乡长、共产党员余和俊出面替三围、燕山、南山三乡的余应星祖敦睦堂打官司，胜诉夺回被燕山乡大恶霸余魁和霸去的在广州的敦睦书院以及在长龙洲（地名）的三百多亩稻田，以低租租给农民耕种，便是突出的例子。

　　台山因连年战祸、天灾而酿成的大饥荒，也引起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在外地工作的乡亲的深切同情和关注。他们在所在地纷纷成立救济团体，奔走呼号，发动募捐，賬济家乡饥民。侨港台山青年会的同志也积极开展募捐活动，为台山救活灾民作出了贡献。

　　台山人民在遭受历史上特大灾荒的时刻，在台山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加上海内外华侨、乡亲的热情支援，克服了各种困难，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转自：“台山发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