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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山与夫人刘青

朱崇山

　　他出生在越南，又带着对祖国的强烈热爱而回到祖国的怀抱，殊不知因“坐着飞机”回国而戴上了6顶帽子，住了7年“牛棚”。

　　他偶然上了一所共产党的学校，从此走上了一条跟着共产党走的无悔之路。

　　他曾羡慕山间劳作的老农，希望以田耕作为职业，而这个想法，和他后来的学医从文，一脉相承。

　　学医，他没上过一天医学院，一所大学医学院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组却请他当组长；

　　从文，他没有文学底子，却创造出5天一个中篇，一天12000字的惊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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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越南回到中国

　　跟着毛主席前进

　　记者：首先，请回顾一下你的经历吧。我觉得你求学的道路和一般人好像不太一样，你是在香港学经济，后来当兵，接着从文，这种经历和你当初所学的专业并不一致。

　　朱崇山：我的祖籍在台山市三八镇，但我没有回过。我在越南出生，我祖父去越南时将家里人带到了越南，现在家族里其他的人都在美国。我1949年回中国，回国后也极少回台山。1954年合作化的时候，当时的粤西区党委派我到台山搞合作化运动，在台山工作了4个月都没有回家乡，因为那时候极左得很厉害。现在，我儿子和小叔子都希望我带他们回去看一看，我也有这个愿望，希望回到家乡看一看。我虽然没有回去过，但我的作品送给台山图书馆收藏，上面写着“送给母亲台山图书馆”。

　　记者：当初从越南到香港去求学，是因家庭生活条件不错吧？

　　朱崇山：我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亚细亚汽油公司职员，因为他懂法文。我们的生活算中等吧。在那边，我们都很想念祖国，华侨的爱国情绪很高。1948年，在越南呆到17岁后，我放弃已考上法国留学生的机会，决定回中国读书。从越南回中国一定要经过香港，我父亲不想我读中文，我就留在香港读英文。

　　记者：刚去香港的时候，你会讲中文吗？

　　朱崇山：我会讲中文，在越南读书的时候学过中文。在香港，我很幸运地进入达德学院读书。里面的教授都大名鼎鼎，如郭沫若、矛盾、千家驹、黄药眠等。这所学校名义上是经济学院，实际上培养进步青年。英语和数学在这里不看重，入学考试主要考《新民主主义论》。

　　刚进入学校，我许多都不懂。有一次上沈志远教授的《社会学》，我提问：“什么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沈志远听后，气愤地对我说：“回去查字典!”到这时候，我才开始考虑怎样学习的问题。这次批评对我影响很大，是一辈子的。后来过了两个星期我又提了一个问题：“既然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没有矛盾？这样的矛盾会否引起革命？”

　　沈志远很惊讶地说：“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个问题我正在研究，我现在也不能答复你。”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叫我把自己的思想和问题整理成一篇文章，帮我修改后发表在香港《大公报》。

　　1949年２月达德学院被香港特区政府封校，办了头尾3年。封校后，学生们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转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条是在南方参加地方部队。1949年3月，我参军了，但1950年1月份就离开部队到南方大学上学。在南方大学学了大概9个月，我留校当了干事。 1951年，我则被安排在粤西区参加土改工作。

　　回国后有两件事是令我最感动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是在南方大学读书不用交学费，吃饭不用钱，衣服发给你，我们在海外哪里有这个概念。第二个，当时农民很苦，吃不饱肚子，出现水肿，但共产党要求大家同农民“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因此，我觉得，世界上最关心农民的是共产党，这样的党肯定是个好党，所以我工作很投入。

　　2　戴6顶“帽子”住7年“牛棚”

　　矢志“不求人”学医从文

　　记者：看你前面这段经历，很难想像你是如何转到文学创作这条路上的。

　　朱崇山：从土改到文革前，我一直当首长秘书，首先是当湛江地委副书记的秘书，后来又当粤西区党委书记刘田夫的秘书，他后来当了省长。我的笔头很快，领导的话一讲完，我的文章就出来了。

　　至于我转而从文，则是和我有海外关系有关，尤其我又是从香港回来的。文革时，找我麻烦的人说，我从越南到香港，是坐飞机去的，参加革命怎么能坐飞机？说我肯定是资本家或者特务。因为这，我头戴6顶帽子：特务、叛徒、魁首、黑秀才、当权派，还有一个不记得了。我住了7年“牛棚”，每天都要检讨。

　　有一次，我看见山里一个老农民在田里赶牛耙田，突然心生感叹：以后要是有这个职业就好了，这样自由自在地在山里行走，不用求人，多好啊！不过转念一想，这对于我也不现实。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个职业，不接触那么多人，也不用求人？于是想到学医，但学西医又要买药，有求于药房，所以只能学中医，中医有草药，可以不求人。

　　当时我跟地委书记啊，专员啊等等一些“老革命”关在一起，大家都很闷，有人就建议我：“小朱，你人聪明，大胆地学吧，我们给你讲讲自己家乡的中草药知识，你记下来。”我说我不会号脉啊，他们又说：“很简单，每有一个病人你就去号脉，分别记住脉象，这样就可以了。”

　　从“牛棚”出来后，有关方面又叫我当秘书，我坚决不干了，怕了。当时，暨南大学医学院要成立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所，专门医治华侨。我去找暨南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去了以后，3个教授加上1个院长同我谈话，实际上就是在考试。他们问我对中西医结合有什么看法。我将在牛棚中的“学习心得”说了很多，他们当场就请我当研究组的组长。

　　接着，我就想进行创作了，想得很简单：离开政治远一点。

　　后来，广东省作协成立了一个文学院。进文学院的条件是，有3篇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才可以。我就开始写，一篇写越南的小说，叫《忧郁的眼睛》，发表在《作品》上，被香港《文汇报》转载。从此，我信心大增，很快，就发够了3篇文章。

　　3　深港澳“三部曲”

　　寄托着故乡情结

　　记者：回想起来，你前面走过的路，每一段都是十分坎坷，但每一次都顺利过了关。

　　朱崇山：是的，一方面因为我人缘很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路可走了，都是被逼出来的。1979年去了作协以后，任务是每年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10－20万字，因为我没有文学底子，所以很拼命，有一回5天就写了一个中篇，一天12000字。

　　记者：现在我们可以说说家乡了。朱老师对家乡其实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没有实际的感受，但这么多年来您却一直想着家乡。

　　朱崇山：1950年底在南方大学的时候，我到湛江招生，途中在江门过夜。解放初期江门很繁华，真漂亮。它生产的柑，很结实，你吃完把皮给回柑农，他就少收点钱，后来才知道可以做陈皮。我对江门印象很不错的。

　　后来，到土改的时候，开平、恩平、江门出了一些假案，富农地主什么的一下子多了起来。买地的华侨，并不是剥削来的，也被定为地主，这就把问题扩大化了。当时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因为在国外呆过，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在小说《风中灯》里面写到香港那些资本家在国内被划成地主，被抄了祖坟的故事，把这段历史和情感通过香港来写。

　　1997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亲自来深圳，又让我写澳门。当时我就说不行，因为给我的时间只有1年多。后来，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上门来找我，也让我写澳门。他说，你写，我帮你。在他的鼓励下，《十字门》很快就脱稿了。

　　《十字门》体现了我的侨乡思绪，但最集中的还是《鹏回首》。可以讲，深港澳“三部曲”都有浓重的侨乡情节在里面。

　　4　夫人这一辈子

　　跟我吃太多苦

　　记者：谈谈您的夫人吧，她应该挺不容易的。

　　朱崇山：挺不容易。她的一生全部用来支持我了。年青时，组织上让我当地委书记秘书，后来我不想干了，因为整天要跟着领导转，没有自己的时间，连老婆都找不到。这样，我就被分配到粤西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但因为保密性强，我也觉得枯燥难忍。再后来因为我能写些东西，所以又被调到党校。那时候的党校，也是成天下乡搞运动。我的夫人当初是湛江一个区的卫生院院长，她们医生也要下乡，所以我们就这样碰到了。

　　我戴帽蹲“牛棚”的时候，我们的小孩才3岁，那帮人天天要她跟我离婚，划清界线，她却始终跟随着我。她这一辈子跟着我吃太多苦了。

　　相关链接

　　“深港澳”三部曲

　　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朱崇山的三部长篇小说——《鹏回首》、《风中灯》、《十字门》，是为“深港澳”三部曲。粤深和港澳历史上关系密切，改革开放中也休戚相关，而改革开放更是促使港澳顺利回归的重大动力。这三部曲体现了这种关系，构成了系列。与此同时，这三部曲分别以历史风云和地方风俗画的生动描写，艺术地再现了珠江文化的特质和色彩，是对珠江文化的思想与艺术内涵的一次升华。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对此三部曲的问世评价甚高：朱崇山深港澳"三部曲"是一块民族振兴的文学碑记，是一颗珠江文化的艺术明珠。

　　香港达德学院

　　香港达德学院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由中共广东区委（其后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在香港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新型的本科大学。

　　学院于1946年10月在香港新界新墟青山脚下蔡廷楷将军的别墅“芳园”创办，分别由著名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其瑗担任董事长和院长。学院的同学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分批北上或到广东各游击区参加革命。香港达德学院学生离校参加武装斗争的人数在200人以上，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光辉的贡献，其中有18位师生英勇牺牲。

　（江门日报 曹乃付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