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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门市明星公园中的黄宗霑像

黄宗霑（1899-1976），英文名James Wong Howe，广东台山市白沙镇西村永安村人。他5岁到美国；12岁入拉斯基影片公司当清洁工，对摄影产生了兴趣；17岁转入好莱坞影业中心影棚当杂工；1919年开始涉足电影艺术，参与影片《男人和女人》的拍摄工作，初步显露其才华。

黄宗霑的成名之路，离不开爱琢磨、敢创新。

1947年，他在《灵与肉》影片里拍摄拳击场面时，为求真实，自己套上滑轮鞋，在拳击场上溜转，直接把观众带进激烈的动作场面核心。

1951年，在电影《斗牛壮士》里有场斗牛戏，他又将摄影机绑上斗牛士的腰际，正面拍摄蛮牛发狠冲撞的画面，充分表现那分劲道和气魄。

1966年，拍约翰·弗兰克海默导演的惊悚悬疑片《第二生命》时，他则创造性地在多处使用了9mm的鱼眼镜头，用诡异的空间感来暗示人物精神的异变 。

黄宗霑的成名之路，离不开不服输、守初心。

上世纪40年代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人对亚裔的不忿变本加厉，黄宗霑总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他索性在衣襟上挂起了“我是中国人”的别章。

黄宗霑与白人女作家萨诺娜·巴布相恋多年，却因为当时加州的“反种族通婚法” ，直到1948年才终于领证。

黄宗霑夫妇

黄宗霑在缺乏“营养”的社会土壤中茁壮成长，创下数不清的“开山式”技术流。其从事电影事业57年，共拍摄影片125部，共获得10次获奥斯卡提名，且2次获奖。更以排名第四，列入美国的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评出“ 世界十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 ”名录。

黄宗霑名声在外，但在家乡永安里，这位摄影界的“祖师爷”有着另一面。

黄宗霑的侄子黄福来回忆道，在1948年，黄宗霑曾回到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还在广州接见了他。黄宗霑的母亲、弟弟（即黄福来的父亲）、弟媳，与年仅2岁的黄福来一同到广州探望。

“伯父很关心家人，当时我大哭，妈妈想用手替我擦眼泪，伯父就说手脏，别把眼擦坏了，待我长大还要带我去美国呢。文革期间，他还寄家书回来，问家安好。”细碎的记忆始终联系着黄福来与黄宗霑的亲情，虽然不见，但不会不念。

黄福来先生（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黄福来家中挂着黄宗霑的得奖照片

黄福来先生为我们打开黄宗霑故居大门

 黄宗霑出生的房间

故居大厅

黄宗霑最后一次回国的广州之行，还去拜祭了葬于广州白云山的永安里先祖可久公。感怀先祖福荫、谨记自身来处是台山白沙永安里人的传统，这还体现在村子的碉楼，就命名为可久楼。

永安里牌楼

可久楼

可久楼矗立于永安里东头村口，灰黄的水泥四棱墙体，高六层，是西村28条村落中唯一一栋村中碉楼。咋一看，可久楼是五邑碉楼常见的样式，可我们开门登楼后，却发现可久楼至今还没有解除“武器装备”——楼顶处仍完好保存两支火枪。高处望远、火枪在握，近百岁的可久楼依然英姿飒爽。

碉楼内景

两支火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