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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1913.12.28～2003.11.3）

　　简介

　　李凌（1913.12.28～2003.11.3）曾用名李绿永。广东台山人。1937年组织台山抗日宣传演出队。1938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同年任音乐系高级研究班研究员。1939年赴重庆组建新音乐社，任《新音乐》月刊主编。1941年在缅甸与光未然组织抗日演剧队。1943年在重庆任中华交响乐团编辑，主编《音乐导报》，并任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星期音乐学校。1947年至香港与赵沨等人创办中华音乐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教务主任，1952年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1956年参与筹建中央乐团并任团长。1982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音乐》主编。曾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副主席，1979年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著有《新音乐论集》、《广东音乐》、《音乐漫谈》（4集）、《乐话》、《艺术随谈》等。2003年11月3日去世，为90年人生路画上了句号。　2013年12月，在纪念李凌诞辰100周年时，彭丽媛发表了《怀念李凌老师》一文，彭丽媛在文中说李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教育工作者”，称李凌是“我的伯乐”。

　　一、从家乡到延安

　　李凌，1913年12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四九镇永庆村华侨世家。台山是“华侨之乡”，又是“音乐之乡”。他自小聪颖过人，受乡中“八音班”影响，少年时代便能演奏多种乐器。他钟情民族音乐，在县立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期间，深入四乡拜访民间艺人，广泛收集乡土民谣，编印成集加以推广。他忧国忧民，任台山任县小学校长期间，正爆发抗日战争，亲自组织师生下乡唱歌演戏，宣传抗日，鼓动群情。

　　李凌受一位友人的影响，曾立志到日本学习美术。1937年5月，他为了补习日语，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正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他一踏上街头，就被这股热潮所吸引。一天，他出席了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站在人群中听着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看到万众一心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心灵上体验到从未有过的震撼。他第一次感受到，歌咏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毅然放弃了去日本学美术的打算，选择参与抗日歌咏运动为自己的志向。

　　1938年，李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可因他擅长广东音乐，会演奏二胡、月琴、小提琴，学了7天便经吕骥同意转到音乐系，从此确定音乐为他的终生事业。翌年，他作为二胡乐手，参加由冼星海亲自主持的《黄河大合唱》演出活动。1939年底，正当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他受党的派遣，到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心脏──重庆，开展新音乐运动。

　　二、全力培养新音乐骨干队伍

　　抗战前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和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重庆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全国一样蓬勃发展，歌咏社团成为党在国统区的团结和发展的进步力量，以及争取教育青少年的一个前沿阵地。李凌一到重庆，便身体力行地投入抗日群众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音乐社团，与赵讽、林路等办起了《新音乐》月刊，刊登抗日歌曲和文章，通俗易懂，爱憎分明，深受广大青年欢迎。他们通过歌咏活动，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教职员工，工作相当出色，而《新音乐》月刊成了当时的进步刊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张颖，将李凌他们的工作情况，向时任的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十分满意，让张颖请李凌到曾家岩50号来。那时候，李凌还不是共产党员，为了避开特务的盯梢，便提前到达并当晚住在那里。一位普通青年，得到一位伟人的接党领导的接见，令李凌激动不已。周恩来很随和，细心地询问李凌和朋友的们开展新音乐活动的情况，肯定他们“这样做很对”。对李凌他们把刊物作为推动内地抗日歌咏运动的联络工具，促使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活跃起来，配合当地青年运动工作，把广大青年争取到抗日战线来，赞扬“这种做法很好”。周恩来特别强调，希望李凌把陕甘宁边区的新歌介绍给国统区人民，使歌咏运动注入新的血液。周恩来还一再开导李凌：“这里和延安不一样，要注意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李凌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明确树立对新音乐艺术的观点，有理有节地反击御用音乐家对新音乐的污蔑和攻击，壮大新音乐工作队伍，同时着力扩大音乐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李凌在四十年后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周总理这次接见，一直是指引和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周恩来让助手通知文艺界人士：“将国统区的文化活动中心转移到南京和上海。”李凌他们迅速到了上海，建立新音乐总社及上海分社，继续出版《新音乐》月刊，并和广州、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分社加强联系，分别出版《新音乐》华南版和昆明版。同时办起上海中华音乐院，成立多个界别的歌咏组织，推动上海以大、中、小学生和职工为主体的歌咏运动，使上海和全国各地争取民主的歌咏运动风起云涌，以“唱出一个春天来”为口号配合整个国统区的群众斗争，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随后，新音乐运动紧密配合党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取得较大的成果，特别是通过这些活动锻炼出一支新音乐的骨干队伍。

　　1947年春，随着“反内战”运动的升级，上海的革命形势突变。李凌当时负责新音乐总社工作，根据党组织决定，他于3月8日转移到香港。随即，他与胡均、陈新生等人，创办了香港中华音乐院。这是新音乐社办的第三间社会学院，受党的南方局文委会直接领导。香港中华音乐院的成立，很快便成为全港以至东南亚的音乐活动中心。1947年底，组织香港几十个歌咏团，联合举办了规模庞大的星海纪念音乐会。1948年春节，又举办影响更大的千人大合唱，当年夏天还隆重排演了大型歌剧《白毛女》，5天的门票不用半天就卖完。他们同时创作、演唱了一大批如《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新音乐作品，迎接祖国解放事业胜利的到来。

　　李凌在香港，除了办好《新音乐》月刊，还在《华商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开辟音乐副刊，阐述新音乐艺术的观点和主张，对海内外读者影响很大。李凌在香港，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新音乐工作者，后来成为由中央到各省市音乐界的中坚人物。

　　三、开拓新中国音乐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李凌受命于周总理，力肩参与创建新中国音乐院团重担，其中创建中央乐团的经历尤为艰辛。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音乐艺术团体，过去上海有一个较完整的交响乐团，可指挥和演奏员几乎都是外国人。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从哪起步建设中央乐团呢？李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心中有底，首先抓“人”。他从全国各地物色人才，然后以“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送一批骨干出国留学，如严良壁、李德伦、韩中杰、司徒志文、盛明耀、张仁富等等，成为新中国首批公派音乐专业留学生；同时聘请一批外国专家来北京讲学和办各类培训班，培养出一大批急需的音乐专材。李凌，这位中央乐团首任团长兼党委书记，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在团内带头冲破上级和下级、左派与右派、土与洋等等人为设置的障碍，令拔尖人才芸萃，形成为了人民音乐事业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的局面。他用较短的时间，使中央乐团成长为包括交响

　　乐队、合唱队、独唱独奏组的较完备的音乐艺术团体。他亲自找到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硬是将全团四、五百人，全部迁往和平里模范住宅区，令其他单位羡慕不已。他四处游说，将六部口的一家电影院改建为北京音乐厅，使乐团有了自己的固定排练演出场地。他敢于承受各方的压力，爱才重才护才，让一批家庭背景、历史原因、求学经历各自不同的音乐家免受冲击、发挥才干。他对待人际关系，回归到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纯朴、自然的亲情之中。歌唱家罗天婵、刘淑芳，一个说他“像父亲一样”，一个说他“比父亲还亲”。

　　在李凌领导期间，中央乐团在北京举办了近400期“星期音乐会”，还开通了“音乐大篷车”在全国巡回演出，一大批音乐家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一代人通过他们欣赏到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作品，中央乐团在国内外拥有极高的声誉。那段日子，正如大提琴家司徒志文说的，人们把中央乐团称为“李凌时代的乐团”。音乐理论家刘新芝更认为：“李凌时期的中央乐团，心气儿上最拢，一个意气昂扬的时期，是中央乐团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在事业上干出些成绩，李凌又能把人拢住，出作品、出人才，是中央乐团的全盛时期。”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曾有个罗德·宾，当年他到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创造了一个歌剧院的辉煌，美国音乐界至今仍然推崇他。李凌是中国的罗德·宾，他的领导风范和管理风格，则是中国音乐界掌门人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后那十多年，李凌还历任中国音乐学院副教导主任、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他虽然日理万机，却不忘挥笔撰文，既评述专家成功经验、加以推崇，又多方扶持新人，促其成材，身体力行地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熬尽了心血。

　　四、致力重振乐坛雄风

　　李凌这位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开国功臣”，在“文革”风暴中也遭厄运，被列入“专政对象”。在“牛栏”中，他表现达观、执着，从不放弃生命中的每一天。他在挨斗之后，或劳动之余，在拾来的香烟包装纸的背面，精心设计了230多张美术字稿，并妥善保存。后至1978年，他自费出版了《美术字集》，每册只收工本费五角，此事传为佳话。风雨过后，李凌复出，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他面对饱受摧残的音乐事业，不怨天不尤人，一心做好音院团的重组工作，而着重点在于培养人才。1977年秋，他调到中央歌剧舞剧院不久，他的女儿妲娜发现青岛一个名叫吕思清的七岁小孩，学拉小提琴很有天分，要到北京找专家拜师，有个别老师认为这小孩学的不正规，不同意吸收。听过其演奏后，李凌觉得是根好苗子，便专门带他到中央乐团，请杨秉荪、盛中国等再昕一遍，都认为基础不错，便收吕思清为学生。邓小平知道此事，在接待一位外宾时曾说道：“我们歌剧院院长，发现一个的学习拉小提琴的天才。是天才就要很好关心他，尽快设法使他成长。这时，中央音乐学院虽已恢复，但少儿班在“文革”解散了，校舍也给人占用了。李凌找赵讽商量，几经艰苦重办少儿班，令吕思清等一批有音乐天赋的苗子入了学。1980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来我国，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出。通过他推荐，梅纽因把吕思清等几个人，带回英国进修。几年后，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一等奖，随后又到美国深造，成为国际公认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成长轨迹，是他精心培养拔尖人才的一个缩影，而他担任中国社会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函授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更是全力为全国音乐爱好者和数十万中小学音乐教师提供一个进修、深造的基地。

　　李凌对民族音乐情有独钟。中国音乐学院，是造就民族音乐人才的最高学府，在“文革”中惨被撤销。他写信给邓小平，提出复办中国音乐学院得到赞同。但复办不久，原校舍恭王府要收回修复，他又为筹建新校舍着急，再次请示邓小平，获批在四环北路划地94亩创建。他亲自参与绘画蓝图，特别在南面临街修建一个对外演奏厅，旨在将中华民族音乐引向全国、推向世界。

　　五、德艺双馨的教育工作者

　　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在《怀念李凌老师》一文中提到：“李凌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个。李凌老师是我国乐坛有名的‘伯乐’，他爱才、识才、惜才，由他慧眼发现和提携的人有很多，我是其中之一。”1981年初，彭丽媛作为前卫歌舞团的歌手到广州参加“羊城音乐会”，在所住的宾馆遇到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老师。在与其交谈之中提到，年轻人如果只凭自身条件好而不刻苦学习，只能是一个“歌匠”，要努力成为一个“家”。并建议彭丽媛到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加强学习。后来，彭丽媛在中国音乐学院获得了8年学习的机会。在彭丽媛的自述中称道：“这8年是我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李凌老师起了不可替代的‘伯乐’作用”。

　　李凌做事认真负责，培养教育人很有水平，教学上既重基础又重提高，既重外来又重本土。他把彭丽媛引进中国音乐学院后，结合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量身确定了系统培养的整体思路，亲自组织实施。特地把一位声乐专家从中央乐团选调到中国音乐学院，还指导安排了诸多风格不同的名师对其精心教导。李凌老师独具匠心的眼光和系统培养的方式，让彭丽媛接触到更多艺术高人、领略到更多艺术风格。后来彭丽媛在艺术道路上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教导有方。

　　李凌老师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别人，为人真挚，诲人不倦，助人为乐，但从不图回报。彭丽媛曾经提到：“我刚到中国音乐学院的第三天，他就带我下了一次‘馆子’，让我品尝了地道的广东菜，餐后还带我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演出，那场演出我一直记到现在，那就是——郭兰英老师‘告别舞台歌剧片段音乐会’。当时，他只有两张票，他自己的女儿都没机会去看。”

　　李凌老师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但总是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当彭丽媛等众多学生取得辉煌成绩后，他从不宣扬他对学生们的精心培养、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每当学生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总是谦逊推辞，归功于其他老师。李凌老师的伯乐之眼、栽培之德，他的为人之道、育人之道，值得后人们去学习。

　　六、辉煌成就

　　1984年，李凌担任主编，亲自牵头经过数年的艰苦工作，编辑了《中华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华民族民间器乐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其历史之久远，品种之多样，特色之鲜明，传播之广泛，为世界器乐文化所罕见。由于这份珍贵遗产主要保存在民间艺人身上，“人在艺在，人逝艺亡”，如不及时抢救就有失传危险。为此，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族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79年联合发出通知，广泛开展普查、收集、整理，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分类出版文献性丛书，《中华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就是其中一种。他率领编辑部成员不负众望，终于以省、市分卷的形式，编印出版了音、谱、图、文并茂的编幅浩大的《中华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作为一位当代杰出的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才思敏捷，目光锐利，执着勤奋，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从四十年代开始发表音乐评论文章，健笔纵横六十年，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评论文章，许多评论是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李凌同志的著(译)作包括《新音乐教程》《广东音乐》《音乐杂谈》1—4集、《音乐浅谈》《音乐漫谈》《音乐漫话》《歌唱艺术漫谈》《音乐美学漫笔》《音乐美学漫谈》《音乐艺术随谈》《音乐与诗词漫笔》《中国音乐传说、故事集》《遥念》《音乐札记》《秋蝉余音》《音乐流花》《乐海晚霞》《音乐流花新集(续集)》《乐话》《罗马尼亚音乐》《美学字集》《声乐知识》(译)、《自修和声学》(译)、《苏联音乐》(合译)等；主编了《新音乐论文集》《迎接美育的春天》《世界音乐教育集粹》《音乐艺术博览》《中国影视歌剧歌曲精选》《中国抒情通俗歌曲精选》《中国民歌精选》《中外民歌大全》(2集)、《中国少年儿童歌曲精选》《中外少儿歌舞精选》《中国合唱歌曲精选》《中外少儿优秀合唱歌曲精选》等。此外还创作了器乐曲《南国组曲》、民族管弦乐组曲《乡音》及舞剧音乐《铸剑》等。李凌1990年被英国选入《世界名人录》，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有重大贡献艺术家，2001年被授予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名誉勋章。

　　七、情牵故乡

　　李凌的音乐天赋，始发故乡的“八音班”。他身在北京数十年，心中常牵着广东、台山，纽带是岭南艺术瑰宝之──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在延安，经时任总参谋长叶剑英提议，他与广东籍音乐家组成“五架头”，在驻地演奏广东音乐。

　　在北京，他1953年编著出版《广东音乐》（1-2集），1956年发表《怎样欣赏广东音乐？》专题文章，为传承与发展广东音乐操心劳力。

　　在台山，他每次回乡都特意会见台山的广东音乐工作者，了解情况并提出建议；台山成立粤乐研究会，他寄来贺词加以鞭策；台山农民艺术团赴京为全国第二届农业博览会演出，他刚治疗出院要人搀扶着，也赶来观看家乡文艺工作者的表演，与刚刚走下舞台的台山广东音乐队乐手们促膝交谈、照相留念。

　　在美国，他主讲的学术报告课题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研究近况》，还特地走访台山人主办的几个民间音乐曲艺社团，为广东音乐在海外广为传播而兴奋不已，回国后撰写了《在美华侨热爱广东音乐》等文章大力推崇。南下羊城，他最爱欣赏的是广东音乐、粤曲、粤剧的表演，撰写了推介红线女、谭佩仪、林锦萍、潘楚华、倪惠英、黄金成、余其伟等艺术成就系列评论艾章。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心中的情惊：“我想，广东音乐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思、酝酿、积聚精力，多方探索，以求突破，将会出现新的成就，这是可以期望到的。”

　　2003年11月3日，李凌在北京逝世，他一生历经辉煌与数次磨难，其品格、精神、风范与巨著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铭记。